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任医学部主任，主要从事妇产及生殖健康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
2024年度科学家
2024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2024封面人物发布现场，乔杰下车时只匆匆裹了件大衣，还未站定便焦急地问道：“王志珍老师到了吗？”王志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已82岁高龄，也是本次年度科学家的发布人。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乔杰轻松了不少：“还好没让前辈等我。”
乔杰今年60岁，步速很快。“是不是该干活了？”采访和拍照时，她总是雷厉风行。路过反光面时，她会捋一下额前的短发，拍照时，会略带拘谨地问摄影师，自己的衣服是否妥帖。拍照结束后，她返回会场听完剩下的发布，尤其不愿错过《我的阿勒泰》。她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是在出差的飞机上看完的这部剧集。被问到喜欢的演员时，她犯难了。“我平时看得少，这些年轻演员我都不认识。”乔杰说。
更多时候，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院长一度是乔杰最为人熟悉的身份。1988年，中国内地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降生，当时，乔杰是婴儿母亲郑桂珍的管床医生。时至今日，她仍认为这是国内生殖医学领域最关键的突破。2019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创刊25周年，邀请了全球25位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撰文，乔杰是唯一受邀的中国科学家；2024年，她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全球仅三人。“如今，在生殖医学的一些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已领跑全球。”她说。
然而，纵观人类生殖发育过程，很多机制仍然模糊。如果生殖细胞是“种子”，母体孕育环境是“土壤”，身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国内生殖医学领头人，乔杰认为，自己所做的不过是将“二者交互的‘黑匣子’撬开了一条缝”。在她看来，能为患者带去更多孕育新生命的希望，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从“跟跑”到“领跑”
2024年9月，一个10岁的小女孩走进北医三院。她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全球首例malbac试管婴儿。乔杰参与了女孩的生日会，女孩的家人拉着乔杰的手，迟迟不愿松开。
malbac是一种单细胞扩增技术，临床上用于单基因遗传病筛查，从而帮助携带此类遗传病基因的父母获得健康后代。女孩的父亲为一种单基因遗传病的患者，malbac通过胚胎基因诊断挑选正常胚胎，避免了后代患病。女孩的生日不仅是该技术实现成功临床应用的纪念日，也是全球生殖医学的重要里程碑。此后，该技术不断发展，极大提高了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的准确性和成功率。迄今为止，该技术已推广到全球110余家单位，阻断了千余种致病基因的代际传递，累计帮助万余有遗传病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健康宝宝的愿望。
这便是乔杰口中的“领跑”技术之一。2014年，在乔杰和北京大学教授谢晓亮、汤富酬的共同合作下，malbac试管婴儿成功诞生，标志着国内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此之前，国内生殖医学领域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乏“跟跑”。
1981年，乔杰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她的首选专业是既包含手术操作，又包含生理、病理研究和危重症管理的妇产科。乔杰说，她其实更喜欢切除肿瘤、手到病除的感觉。“那时，国内生殖医学刚起步，各种手术的成功率还很低，选择生殖医学需要勇气。同时，该领域的人才也很稀缺。”
在那个年代，专业领域的“白手起家”困难重重。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但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接入互联网，纸质资料也十分稀少。乔杰回忆，在她读本科那几年，国内辅助生殖技术正处于攻坚阶段，没有盆腔超声和微创等技术，前辈们只能选择输卵管梗阻、卵巢囊肿等妇科疾病患者，在开腹手术的同时取卵，以获得生殖细胞用于研究。“取卵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根，用钝了就送到钟表店去磨。卵泡液取出后需要维持适宜的温度和酸碱度，但当时没有合适的容器，盛卵泡液的试管便放在保温桶里。培养液也只能自己配制，反复失败，反复重来。”
1987年，乔杰进入北医三院妇产科读研，并选择了生殖医学方向。因为在此之前，北医三院教授张丽珠与北医基础医学院教授刘斌合作研究的胚胎体外受精方法获得成功。这是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之一，也是生殖医学的机遇。“这个重磅新闻更坚定了我读研的决心。”
1988年，乔杰被安排在张丽珠手下，分管体外受精辅助生殖的患者，由此见证了中国内地第一位试管婴儿的诞生。“在辅助生殖技术起步阶段，成功率不到10％，郑桂珍已是张教授的第13位患者，实验室老师在她的卵泡液中找到卵子，完成体外受精，又用特制的塑料管将受精卵植入患者子宫。7周后，超声下可见胎儿心脏有力搏动，妊娠终告成功。”
困难不只源于技术。那一时期，张丽珠等国内第一代生殖医学专家面临的压力是，要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申请开展辅助生殖技术，以帮助更多夫妻生育后代。而如今，延迟婚育的大趋势难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和生育危机成为主要矛盾。“现在我在公开场合鼓励适龄生育，提到最佳生育年龄是22—29岁，常常会收到一些情绪激烈的反馈，有几次相关话题甚至短时间内冲上了热搜。很多人说，没房没车没对象，哪有生育的机会呢。”乔杰说。
在她看来，辅助生殖技术促进人类健康生育的初衷从未改变，变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人口政策，以及女性生育观。对于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女性而言，她们的处境愈加复杂：自然年龄增大导致的生理性生殖衰老和内外因素诱发的病理性生殖衰老使她们“想生生不出”“想生生不好”。
对于“生不出”的问题，乔杰关注得更早。她的博士课题就聚焦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这是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大约6％—10％的育龄女性会因其导致的排卵障碍等问题无法怀孕。2003年，pcos国际协作组织成立，并制定了国际统一诊断标准。然而，pcos有高度临床表现差异，种族差异尤其明显。国际标准以白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在东亚女性身上明显不合适。
于是，乔杰带领团队开展了全国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走访了152个城市和112个乡村，覆盖近两万城乡人口，得到了中国育龄人群pcos发病状况及内分泌和代谢特征第一手数据。由此，团队建立了符合中国人群特征的诊断标准，并被国际指南采纳，为诊断pcos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
pcos诊断只是乔杰学术贡献的一隅。谈学术时，她很难停下话头，而说起随国内生殖医学一同成长的这数十年，她极少谈及自己的经历或感受。“从认识pcos到现在也30多年了，从病因难解到诊断标准建立，再到临床实际应用，这一过程是生殖医学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在她眼里，生殖医学事业已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乔杰看来，研究的意义在于消解争论，形成共识，把各方对疾病的综合认识集中起来，帮助到尽可能多的患者。正因为这样的理念，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成为国内生殖疑难患者的汇集地，许多投医无门的患者都将其视为“救命稻草”。中心二楼走廊墙上有“梦想成真”几个字，表达着医患的共同期盼。
“中心经常接诊罕见、复杂遗传病患者，我们心里有时也会打退堂鼓，面临很大压力。”闫丽盈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她是北医三院妇产科副主任，也是乔杰的多年同事和好友。“乔老师常说，要是咱这样的大中心都不敢做，那病人还能去哪里？”
最好的“乔妈妈”
自成为妇产科医生至今，乔杰一直坚持出门诊。
闫丽盈与乔杰的初见，正是在乔杰出诊结束后的一个下午。那是2006年春节前，闫丽盈即将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准备来北医三院面试科研岗位，却因出差错过了集体面试。乔杰从诊室出来一眼就看到了独自等候面试的她，立刻为其安排了面试老师、时间和地点。“乔老师虽然刚下门诊，行色匆忙，但安排事务心思细腻，十分周到。”闫丽盈形容当时有种被托住的感觉，让她第一次“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上一个地方”。
社交平台上，有许多患者分享了向乔杰问诊的经历。一位北京的女性患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和丈夫属于不明原因的不孕，2022年前尝试了5年自然怀孕，皆以失败告终。今年，她的试管宝宝两岁了。她回忆，乔杰每周有一个半天出特需门诊，一般接待10位患者。乔杰当时为她制定了长期的治疗方案，详细到后续多次月经后的促卵和移植进程。最后她取卵8枚，配成受精卵1枚，移植1枚，获得了成功。
“乔大夫的号太难抢了，当时那周本来她不出诊，后来突然恢复出诊，几秒钟内放出的号被我抢到了。”该患者说，“乔大夫特别温柔，和每位患者都聊得很细，上午的门诊经常看到下午两三点才能结束，除了聊方案，还会从心理上开导患者。许多患者都叫她‘乔妈妈’。”
闫丽盈常年跟随乔杰做遗传和胚胎诊断，共同接治了不少患者。“同理心是医者最基本的素养，乔老师能感受他人痛苦，这是她不管多忙都坚持出门诊的重要动力，也是我们团队前进的标杆。”闫丽盈说。
谈起门诊，乔杰掩不住笑容。“那是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医者的初心。”她说，每个遗传病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卵巢功能减退的女性都历经磨难。患者愿意和研究团队一起不断尝试、寻求解法，不仅是在自救，也为团队提供了宝贵的诊疗经验和研究案例。“技术是一种人文关怀。多种诊断技术的推进，都是为了帮助过去帮助不了的人。”
2024年10月，乔杰率团参加了在芬兰召开的世界医学会第75届全体大会，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代表参会。时隔60年，大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最新修订版本，该宣言制定了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核心修订内容包括将“受试者（subject）”调整为“参与者（participant）”，更多关注特殊群体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患者不是冰冷的数据源。”乔杰说，对患者尤其是女性的尊重保护尤为重要。教导学生时，她时常强调检测动作要轻柔，要学会心疼患者。
这种关怀也延伸到了同事。闫丽盈记得自己入职北医三院没多久就怀孕了，孕期还有先兆流产的症状。她觉得自己“皮实”，没放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乔杰突然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说上次先兆流产出血让自己很担心，如果太劳累要多休息。这件事拉近了她和乔杰的关系。直到现在，乔杰都对闫丽盈的家人、生活状况十分了解。
门诊、临床、科研、行政等工作加诸一身，乔杰也会有疲惫的时候。闫丽盈更多会用“心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她状态不好时，我们找她请示工作，如果事情办得不尽如人意，也会挨批。但过后她会再找补回来，说自己不应该发脾气。她总是很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对于压力，乔杰则是一笔带过。“劳累的时候肯定有，但6小时的睡眠就能恢复。如果你选择了喜欢的工作，其实你永远都不用‘工作’。”现在乔杰依然保持每天6小时的睡眠，按时参加早上7点多的早会，一有空就指导学生课题，在多重身份间高频切换。除此之外，她还是飞盘高手。“乔老师擅长的运动多到令人咋舌。”闫丽盈说。
“也经常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乔杰提到，门诊中遇到的难治病例不在少数，不确定性来自遗传、环境因素等复杂病因。目前，业界对疑难生殖系统疾病及其发病机制的认知仍然不足，还有很多未知等待着从多角度去深入探索。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不完全统计，国内出生缺陷发生率为5.6％，每年新增患儿约90万例，是婴儿死亡和儿童残疾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卵巢功能减退、子宫肌瘤等引发的综合难治性不孕不育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女性生育力保存成为乔杰眼中的另一件大事。她认为应进行早期评估和干预，预防、诊治两手抓。今年，全国两会上，她再次提出适度、有序放开未婚育龄女性自卵冻存限制等提案建议。“防病和治病是统一的。疑难杂症永远治不完，防病更为重要，基础和临床研究总结出的客观规律，能够让女性对自身生育力有一个预判，从而更有利于其制订生育和人生计划。”
目前，这一工作已有进展。乔杰的学生、北医三院生殖医学科科研副主任严杰团队一直在从事生育力保护保存工作，已实现了新一代辅助生殖冻存技术的突破。近三年，新技术在产业化初期已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3000万元，为推动“自用型”“捐赠型”卵子库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截至2023年，中国人口已连续两年负增长。人口出生率下滑到一定阶段后，要稳住乃至提升出生率，并非易事。因此，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就成为一件“宜早不宜迟”的事。乔杰表示，她的团队将继续聚焦生育力保护与重塑，围绕“评估、早治、挽救”等三方面开展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工作。未来，人类生殖“黑匣子”的那条缝，还能开得再大一点。
发于2025.1.6总第11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乔杰：撬开“黑匣子”的一条缝
记者：周游
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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